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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正式任相 希盟将提不信任动议 马国会成斗争新战场 – 开云网_1

慕尤丁正式任相 希盟将提不信任动议 马国会成斗争新战场 | 开云网

阿末扎希在仪式后对媒体说:“经过政治动荡后,乌云已经消散,重新恢复晴朗,国阵将支持慕尤丁拟定的新政策。”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昨日受询时说,国会“不太可能”如期召开。“我将在明日(周一)与首相办公室联系,以确定新一期国会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72岁的慕尤丁是马国资深领袖,曾在内阁担任要职,包括副首相、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际贸工部长、农业部长、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以及青年及体育部长。2016年9月,他与马哈迪组成土团平台,隔年加入安华实质领导的希盟,并于2018年5月9日大选推翻国阵,完成历史性的改朝换代。

慕尤丁也是柔佛州巴莪区国会议员。他昨早在国家元首阿都拉的见证下宣誓任相。出席者包括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润、政府首席秘书祖基阿里、警察总长阿都哈密、国会下议院议长阿里夫、前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巫统主席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国大平台主席威尼斯瓦兰、伊斯兰平台主席哈迪阿旺,以及砂拉越政平台联盟国会平台督法迪拉尤索夫,而马哈迪与安华等希盟领袖则未出席。

针对巫统是否推荐副首相等部长人选,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表示,决定内阁人选是慕尤丁的特权。不过按惯例,慕尤丁须与各平台魁讨论。

马哈迪在吉隆坡布卡立基金会召开记者会说,不信任动议的结果将证明慕尤丁是否真的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还是只是个没获得大多数支持而被冠上首相称号的国会议员。

人民公正平台主席安华也说,希盟将尽快在国会复会时对慕尤丁提不信任动议,以确定慕尤丁所掌握的支持率,并结束国家政局动荡的局面。询及是否会如期在3月9日国会复会时提呈动议,他说,国会复会日期须交由国会决定。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天致电慕尤丁祝贺他任首相,并邀请慕尤丁访问新加坡。两人在通话时,再次肯定新马之间实质且广泛的合作,并表示期待一起合作,继续推进两国互利共赢。

(吉隆坡综合讯)随着土著团结平台主席慕尤丁昨日在国家皇宫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八任首相,过去一周高潮迭起的权力斗争也暂告一段落。不过,前首相马哈迪表明希望联盟(希盟)将在来临的国会下议院会议对慕尤丁提不信任动议,意味着国会将成为这轮斗争的新战场。

李总理致电祝贺 期待两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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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慕尤丁“过关”,那么他就能名正言顺任相。“当然,政府可以展延国会会议,随他们喜欢要展延多久,但如果太久,首相(慕尤丁)就不受国会议员的认可。”

按联邦宪法,国会必须在上届会议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新一季会议。上一季会议是在2019年12月5日结束。换言之,新一季会议最迟须在6月第一个星期召开。

哈迪阿旺则说,相较于关注被控的巫统领袖(指被控涉贪的阿末扎希)是否会入阁,新政府更关注的是人民福祉。他也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对巫统领袖不公平,因希盟也曾放过被控的领袖。他显然是指槟州前首长林冠英涉及低价买豪宅案。

台中选会禁投票当天拉票 最高罚500万台币 – 开云网

台中选会禁投票当天拉票 最高罚500万台币 | 开云网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投票当天进行拉票活动,违者最高可罚新台币500万元(22.52万新币)。

投票时还不得携带手机或摄影器材进入投票所,违反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00元以下罚金。

台湾第15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0届立委选举明天投票,投票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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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会要求,从11日投票日当天零时起,民众不得通过社群媒体或任何方式,为候选人或政平台助选及宣传;违反者,将可处新台币50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据《联合报》报道,台湾明天(1月11日)举行2020大选投票。中选会表示,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与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皆规定,投票日当天不得从事竞选或助选活动。

根据中选会统计,这次台湾总统副总统选举人人数为1931万1105人,不分区立委选举人人数为1931万2105人,区域立委选举人人数为1880万6913人;盼投票日当天晚间10时完成开票。

淘特上线夏日促销节,未来一周给气温40℃城市消费者发高温补贴冰红包

618“满30减5”玩法火遍全网后,近日淘特又给消费者带来新惊喜:发高温补贴冰红包。淘特冰红包发放始于7月27日,具体玩法是,淘特与墨迹天气APP合作,通过夏日促销节每天向气温达40℃城市消费者发放特享冰红包。记者获悉,7月29日有新疆和田地区、喀什地区、昆玉市,浙江台州市、金华市、衢州市、绍兴市,湖南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江西吉安市、抚州市、鹰潭市、上饶市,湖北十堰市等15个气温达到40℃的城市消费者,收到了淘特送出的高温补贴冰红包。淘特高温补贴冰红包项目负责人说,希望冰红包可以给消费者带去欢乐和清凉。其介绍,当日最高气温达到40℃的城市消费者,登录淘特APP就有机会领到高温补贴冰红包。在给消费者送红包之前,淘特APP在7月26日突然“热化”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调侃,程序员到底有多热做出这样的图标。记者获悉,淘特夏日促销节将贯穿今年夏天,从7月持续到9月,周一到周四每天推出一个品类,服务消费者日常刚需,保障商品品质、供给稳定的同时,做到持续低价。上线两年多来,作为聚焦“源头直供好便宜”的电商平台,淘特逐渐形成其独特的产品思维,提升用户体验、服务好消费者。今年3月23日淘特举办春季产品发布会,上线淘特10元店和淘特100。电商公司淘特办产品发布会,靠的是源头工厂,包括与1688超级工厂在研发、制造、品牌、履约上全面合作。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3月31日淘特年度活跃消费者(AAC)超过3亿,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财政年度,淘特年度支付订单同比增长超过100%。

涉及湖北四地!高速公路、过江通道、国省干线开建!

涉及湖北四地!高速公路、过江通道、国省干线开建!
“宜荆荆恩”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暨当枝松高速公路开工仪式日前在枝江市举行。35个“宜荆荆恩”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73亿元。这其中,宜昌28个、荆州4个、荆门1个、恩施2个,项目包括高速公路、过江通道,国省干线及港区枢纽连接线等。本次开工项目中,投资额最大的是当枝松高速公路。这条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二广、呼北高速(G59)之间的加密线,连通当阳、枝江、松滋三地。全长75.042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估算投资165.76亿元,建设工期48个月,其中松滋段全长为22公里。线路起于当阳黄林村G42沪蓉高速,向南经两河镇、半月镇、问安镇,与G50沪渝高速交叉;在枝江金湖村下穿汉宜铁路桥,经仙女大道、G318、沿江大道,在滕家河村跨越长江。线路向东南跨越松滋河、新老线、S254,与S88宜岳高速相接,可达宜都。按照公路设计时速120公里来计算,项目建成后,三地的时空距离缩短到40分钟内,出行成本和出行效率将得以大幅提升。作为高速路组成部分的百里洲长江大桥,是跨径890米的双塔混合梁斜拉桥,将成宜昌第11座过江通道。百里洲长江大桥当枝松高速公路纳入《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湖北省高速公路发展“十四五”规划》和省发改委2022年省级重点建设计划。项目建成后对实现荆州、宜昌两地经济“牵手”,促进两湖平原在西部联通,打通长江“孤岛”,推动松滋、当阳、枝江、宜都4个县市跨区合作、百强进位,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湖北省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示意图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组成的“宜荆荆恩”城市群,即是“两翼驱动”中的一翼,因位于“两翼”南部,被称作“南部列阵”。宜昌提出携手兄弟市州加快“宜荆荆恩”城市群48个重大项目、69个重大事项落地实施。这其中,聚焦三年内打通43条高速公路、国省道、农村公路和城市道路等目标,宜昌提出今年开工11条“瓶颈路”,打通建成1条“断头路”、2条“瓶颈路”。来源:湖北发布、宜昌发布、荆州发布编审:杨均

郑家咀社区开展“支部党日闹元宵 党员群众齐欢乐”活动 – 副本

郑家咀社区开展“支部党日闹元宵 党员群众齐欢乐”活动
2月15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武汉市汉阳区永丰街郑家咀社区在一楼活动中心召开“支部党日闹元宵 党员群众齐欢乐”主题活动,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党员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大红灯谜高高挂起,浓浓的节日味道扑面而来,灯谜内容涵盖中国共产党党史、成语、字谜等多种类型,大家踊跃竞猜,活动还给猜中的人准备了小礼品。郑家咀社区退休党员郑仁涛说:“今天社区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吃汤圆,猜谜语,我猜谜语还领了奖品,感到心里非常高兴,以后这样的活动,社区可以多举办一些。”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还为党员们群众准备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大家一边吃汤圆,一边感受浓浓的邻里情。郑家咀社区党总支书记郑倩说:“这次主题党日活动,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增进居民对传统节日的了解,让党员们欢度一个温馨愉悦的元宵佳节;让党员话话家常、聊聊天,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升社区党建凝聚力。”通讯员:永丰街道郑家咀社区 郑倩 郑嫚责任编辑:王花

马斯克的警告是汽车行业“煤矿中的金丝雀”?汽车行业危险!

马斯克对经济的“超级糟糕的感觉”,可能是汽车行业的“煤矿中的金丝雀”时刻。“煤矿中的金丝雀”指危险现象出现之前的信号。马斯克的担忧预示着一个行业的衰退,然而这个行业的老板们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忧的迹象。马斯克在一封发给高管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特斯拉需要裁员约10%。他后来告诉员工,白领阶层臃肿,他会继续雇佣工人来制造汽车和电池。需求仍然旺盛?在汽车行业团结一致的立场下,行业普遍认为,尽管全球疫情大流行已持续两年,但汽车和卡车的潜在需求仍然强劲。一位汽车行业公司高管本周称需求“极高”。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Adam Jonas)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特斯拉不是煤矿中的普通金丝雀。它更像是锂矿中的鲸鱼,”锂是指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的金属。他补充道:“如果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公司对就业和经济发出警告,投资者应该重新评估他们的利润率和收入增长。”此前,特斯拉股价下跌 9%。两年前,汽车行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工厂被迫关闭。随后的停工进一步导致车规级半导体芯片短缺。现在,乌俄冲突加剧了供应链的混乱,影响了汽车销量。根据 Wards Intelligence数据,美国5月份新车销量年化率低至1268万辆,远不及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年1700万的辉煌岁月。LMC Automotive 全球预测总裁Jeff Schuster 谈到马斯克时说:“经济衰退的风险很高,所以他所说的肯定不是极端的情况。”担忧有迹可循网约车公司优步和 Lyft Inc 上个月表示,他们将缩减招聘规模并削减支出,而在线二手车零售商Carvana则表示将削减 12%的劳动力。“我们不像马斯克那样悲观,但仍对我们的招聘和支出持谨慎态度。”生产燃料和减排系统装置的清洁能源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邓恩(John Dunn)表示。公司高管也在担心经济可能出现衰退。JD Power 汽车数据和分析副总裁泰森·乔米尼 (Tyson Jominy) 表示:“被压抑的需求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带来销量,汽车行业正在奔向这个'避风港'。然而迫在眉睫的经济风暴正在聚集,可能会摧毁大部分需求。”乔什·桑德布尔特(Josh Sandbulte)是资金管理公司Greenhaven Associates的首席投资官,他上周一直在纽约市参加一个伯恩斯坦联盟会议。他说,与其他商界领袖相比,那里的金融业CEO们预测的经济的前景更加悲观。虽然马斯克的电子邮件听起来比其他制造业领导者要悲观得多,但桑德布尔特表示,他已经学会了理解马斯克,因为“当其他人都在曲折摸索时,他已经完成,并被证明是正确的。”“倾向于采取行动”“我们正处于混乱时期,坦率地说,金融界和商业领导界并不同意,”桑德布尔特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公开场合,许多其他汽车制造商仍表示潜在需求依然强劲。福特汽车公司6月2日在报告美国月度销售额时表示,其库存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周三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路透社汽车零售会议上,日产汽车美国营销主管艾莉森·威瑟斯彭(Allyson Witherspoon)表示“现在消费者需求很高,制造商没有库存。”公司高管还指出,特斯拉也有自己的问题,包括与其经济增长相比,招聘速度可能过快。根据公司的年度报告,自2019年底以来,特斯拉的雇佣人数翻了一番,摩根士丹利的乔纳斯指出,特斯拉的人均收入为 853,000 美元,并不比规模大得多的福特公司的 757,000 美元高多少。此外,特斯拉在美国的销售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硅谷公司聚集的旧金山湾区。拥有股票财富的高科技员工,是特斯拉的重要客户群。但现在,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裁员,而小型初创公司则更难获得资金。巴里·恩格尔(Barry Engle)是前福特和通用汽车高管,创立了专注于交通运输的投资公司 Qell。他表示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但马斯克的担忧不容忽视。“经济下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他说,“马斯克和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点,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企业家,马斯克自然更倾向于采取行动并说出真相,即使不受欢迎。”

靳海涛:中国创投20年浮沉

2022年10月12-15日,清科集团、投资界联合华发集团在珠海举办第二十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这是一场持续20年的行业之约,现场集结了1000名投资行业头部力量,解析政策趋势、聚焦投资策略、探索价值发现、前瞻市场未来。20年之际,可谓星光熠熠,群英云集。会上,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首席执行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靳海涛回顾了中国创投2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创投老兵,他也罕见袒露心迹,分享了第一代投资人在中国创投行业的感受。以下为演讲实录,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精编如下:非常感谢清科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和各位分享。创业投资20年了,清科成立也是20年。作为一个创业投资的老兵,我经历了风风雨雨,也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彩虹,看到了创投对中国崛起的贡献,也看到这个行业2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想讲六点感受,第一代投资人在中国创投行业的感受。一、 坚定起步,从黑暗中摸索,到万马奔腾中国创投20年从黑暗中摸索,到现在的万马奔腾,从1999年至2022年这20年来VC和PE机构的数量增长了150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10倍,管理资金规模增长了453倍。在投资额上,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2001年VC和PE的投资案例是216起,规模为36亿人民币;2019年VC和PE的投资案例是8234例,规模为7631亿。年度投资数量增长了38倍,年度投资额增长了212倍。不管从机构的数量还是规模来看,我们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一个角度,成长阶段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创业投资应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开始到2005年,这个阶段是创业投资兴起和黑暗中摸索的阶段,因为这个时期人民币基金没有退出机制,美元基金则在中国探索“新浪模式”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商业模式的中国企业——如何投资、如何在海外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这里我要感谢深圳,深圳实际上是中国本土创投的策源地,当时深圳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要发展创投,借着国家要开设创业板的东风(当然这个创业板筹备了十年才落地)。深圳政府支持建立创投机构,深创投诞生了,同时又带动了企业的创投、机构的创投、民营资本的创投的兴起。他们在没有退出机制的情况下,踏实、认真、艰苦地做投资,而且在那个时期做了很多早期投资项目。我们也看到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中国外资创投是从IDG开始的,是从熊晓鸽开始的,所以创投20年我们要感谢熊晓鸽先生,对中国创业投资的巨大贡献。我们还要感谢创造“新浪模式”的人,感谢他们把一些国外新的模式推演到中国、寻找投资机会、支持企业成长,然后再推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从2005年一直到2019年,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的全流通新股的发行,以及2007年的合伙企业法的诞生,合伙制创投的出现,乃至2009年创业板的开板,使创业投资像一批脱缰的野马,迅速的奔跑,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个时期本土创投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也有很多骄傲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那么多年辛苦奋斗,喜结硕果。在2010年这一年里深创投投资企业诞生了26个IPO,我们当时都非常振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我们看到了美元基金的管理人也开始管理人民币基金了。在这个时间诞生了一批创投的巨头,如红杉、高瓴、经纬等一批非常有特色的创投机构。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企业的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是从去年科创板诞生,再推演到今年创业板注册制开始。这个阶段创投将面临着洗牌后质量提高的一个大幅度进步的过程。我个人的观点是创投行业将步入一个更健康发展的轨道。将来创业投资的机构格局是少量的有核心能力的、大型的进行综合性投资的大牌机构,将在这个市场上继续存在,持续发展;而更大量的是擅长在某一个领域进行投资的小而美的创投机构蓬勃发展这两种类型的投资机构交相辉映,互相补充,使我们这个行业更健康,投资的成果更好。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变化。二、 业务模式从综合性投资,到专业化、功能化投资的过渡我们看到这20年的投资历程,业务的模式从过往的综合性投资到现在的专业化、功能化投资的转变。20年来,投资的阶段不断的前移,清科统计2010年初创期项目占投资的比重只有12%,到2019年初创期投资的项目的比例已经增长到43%,如果加上成长期的投资,这个比例更大。以我们前海母基金的投资实践来看,我们投的80%的基金都是投初创期和成长期为主的基金。第二,我们看到以前的投资机构往往是综合性的投资机构,从天使投资到Pre-IPO,投资领域上五花八门,只要有创新的色彩就投,有上市的期望就做。而现在看来,大部分的机构都是专业性的投资机构。从前海母基金投资的50多个子基金来看,绝大部分机构都只在一两个专业领域进行投资,在一两个领域深耕运作。我给我们选择子基金制定了一个标准,总结来说是要有“三性”:专业性、功能性和互动性。从综合性投资到专业性、功能性投资,是我们这个行业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可能这类小而美的基金会细分到更细的领域去投资,他们的投资成功率会更高,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也会最大程度的去规避“情况不明决心大”的错误。三、 资金来源上,从管理自有资金到管理私募基金我认为20年的变化,是从管理自有资金发展到管理私募基金。今年是第20年,前10年美元基金除外,人民币基金基本上都是管理自有资金为主,后10年是管理私募资金为主。因为过去缺少可检验的成果,投资人的教育也不充分,投资人很难相信投资机构,把钱交给专业机构管理。经过十年的实践后,投资人相信了投资机构,把钱交给我们管,我认为这个变化是我们创业投资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我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保险资本出资已经超过了400亿。中基协成立了以后,对我们行业的监管加强,使投资人更有理由相信基金管理人,他们会科学、有效、公开、透明、安全的管理他们的钱。所以从管理自有资金到管理私募基金这个重大的变化,是我们这个行业走向成熟、持续发展的标志。四、 LP从企业资本、民间资本为主,到以政府引导基金和国家大基金为主大家都知道200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从人民币的角度来看,我们管理资本的主要来源是企业资本和民间资本,不管是美元管理人出身还是人民币管理人出身的都是这样。现在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以政府引导基金和国家大基金为主,根据今年上半年清科的统计,国资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三,引导基金在我们创业投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本人是1997年中国派到美国研习创业投资,那个时候我看到美国风险投资最早的策动点是政府引导基金,我也看到了以色列风投成功的原因,看到了中国台湾创业投资的成功,都是政府引导基金领的路。所以2005年我就在中国、具体说是在武汉开始探索政府引导性创投基金发展之路。我认为我做了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使政府引导性的创投基金现在如火如荼。我专门查了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支,目标的规模已达到了10万亿,已到位的资金规模4.69万亿。上到国家级,下到省市区,都相继设立了创投引导基金,而且这些引导基金多数都具备母基金的性质,这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支持是巨大的。另外,国家大基金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大家知道国家大基金是中央政府主导,主要组织中央财政和各大央企的钱,包括银行的资本组建起来的,当然也有部分的民营资本来参与。这些基金规模非常大,他们在直投的过程中,在弥补我们国家产业短板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大基金的功劳功不可没。这里我也统计了一下目前大基金的规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达到了2000亿,国家制造业转型基金1472亿,互联网的基金目标规模是1000亿,国家军民融合基金是560亿,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是350亿等等。国家队的加入,使整个VC和PE行业的资金量更大,资源整合的能力更强,为企业服务的能力也更强,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但是,长期靠这些资金去支持VC和PE也是不正常的。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色的角度来考虑,中国VC、PE的资金力量三分之二应该是养老金,保险资金和家族财富(欧美如此),三分之一应该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钱。如果形成这样一个比例,我相信我们创业投资可能更健康,更顺畅,更少被各种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因素干扰。五、 从直投盲池基金,到项目基金、再到母基金、S基金从基金的种类上来看,我们从直投的盲池基金,发展到有项目基金,有母基金,有S基金,种类多了,就适应了投资人各种偏好,满足了行业经营的需求。我在这里还是要呼吁从根本上解决募资难的问题,必须呼吁国家重视母基金的设立。母基金从欧美的实践来看,也从中国时间不长的实践来看,它的风险更低(欧美到现在没有出现过母基金亏损的案例),它的收益会跑赢大多数的基金,所以它的安全度和收益性是有保障的,应该作为各类资本的基本配置。如果国家支持市场化或者政府引导母基金的大量涌现,我想VC和PE这些GP队伍,就能有效解决募资难问题,行业洗牌更充分,产生问题基金的概率就更低。所以我特别呼吁母基金的充分发展,我也希望中国的S基金能够快速起步,中国的项目基金能够支持大项目的建设与发展。六、从不太充分的退出市场,到比较充分的退出市场卖比买更重要。20年来资本市场不断的发展,2005年之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退出机制的,不能全流通的。2005年以后,资本市场全流通了,但是我们IPO往往作为股市遏制下行的一个措施(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悖论)。所以我们看到2007年以来,IPO还暂停了三次,这个加起来的时间大概在两年零五个月左右。近年来,IPO比较健康,我也做了一个比较的数字。最近的这四年,2017年到2022年,IPO的数量是2001年到2004年的3.3倍,是2005年到2008年的3.7倍,是2013年到2016年的1.8倍,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也提升了。此外,科创板和今年创业板的注册制的推出,意义重大。资本市场从服务传统制造业为特色,转变到服务创新类、科技类的企业为特色。一个月前我跟中国证监会的领导报告说,我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资本市场喜欢什么,我们创投投什么,创新创业者就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个循环走下去,实现中国梦指日可待,中国富强指日可待。所以,我们做创业投资的人,都期盼有一个良好的、健康的二级市场,来为我们保驾护航。最后我要说几句清科20年的贡献。一个行业既需要战斗的机构、指挥的机构,也需要提供方方面面服务的机构。清科20年来为我们在一线打仗的人,做了认真、全面、深入、细致的服务,受到了业界的好评。比如说清科的排名很公正,大家都很认可;比如说清科研究的数据库,很真实可靠,但其实获取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接触的外国人较多,很多外国人喜欢清科的数据、相信清科的数据,以清科的数据作为他们重要的参考,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也看到清科的论坛,一年举办若干次论坛,呐喊、助威、扫盲,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也看到清科的研究,我想相当部分机构和投资人都委托清科做GP尽调,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会使他们更相信、更理解我们。我们有很多光彩的地方,也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客观的评价我们GP,清科做了最重要的贡献。还有清科的培训,武装了一批干活的人、一些服务于干活的人、一起给干活的人摇旗呐喊的人、敲锣打鼓的人,培训的数量相当大。我觉得一个新生事物得到迅速的成长,离不开清科这样的服务机构。当然清科也做了投资,也做了投行,也做了资产管理,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所以在清科20年的时候,我要感谢清科的付出,感谢倪正东董事长为我们行业所做的贡献。最后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谢谢各位。

豪郑3000亿、发布6款车,许家印「速成」马斯克?

恒大汽车登陆科创板的日程,又向前进了一步。9月25日,恒大汽车发布公告表示,董事会已于2022年9月25日审议通过建议根据特别授权发行人民币股份及相关事宜的决议案。根据建议发行人民币股份的方案,该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股份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配发及发行不超过15.56亿股人民币股份(行使超额配股权前),占不超过于2022年9月30日经本次建议发行的人民币股份数目,扩大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5.00%。此前,恒大汽车(前身为恒大健康)已经宣布计划在科创板上市,并且通过配售新股募资40亿港元,引入了云锋基金、腾讯、滴滴、红杉资本等知名投资者。“我个人认为国内互联网巨头投资恒大,不是真正的产业投资,更偏向财务投资”, 电动汽车观察家创始人邱锴俊向Tech星球(ID:tech618)表示。从去年开始,许家印就对造车业务极为重视,不仅亲自带队走访全球汽车产业链公司,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布局了整个造车产业链。根据恒大汽车CFO潘大荣在今年中期业绩发布会披露,2019年恒大汽车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投入了147亿元,2022年上半年已经投入30亿元,计划2022下半年将再投入27亿元。“到2022年,随着整个产业链整合的完成,集团对汽车业务的支持将主要用于工厂土地和研发支出等方面。预计2022年,来自集团的资金支持为90亿元”, 潘大荣说。照此计算,恒大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三年累计投资为294亿元,此后随着量产并实现销售,恒大集团将不再巨额投入。然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恒大集团在造车业务的投入远远不止于294亿元,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恒大已经陆续在造车产业链以及生产基地上投入3000亿元,巨额的投入也为其打造出完整的造车产业链。当前,恒大已经同步研发14款车型,今年8月也发布了6款车型,并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实现量产。不过,据多位分析师向Tech星球(ID:tech618)表示,他们并不看好恒大能造出受市场认可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确实拥有很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恒大造车看上去更像是求数量、求规模,并没有做好产品定义,消费者很难为其买单”,一位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表示。恒大也不仅在讲造车的故事,其更想讲述汽车与房地产联动的故事,通过造车项目拿地开发房地产,以此覆盖造车亏损,同时开发智能充电桩等业务,甚至买楼送车。在许家印的商业帝国中,恒大造车的真正意义或许不在汽车板块,而在于支撑其公司内更多的业务板块。买出来的恒大汽车“恒大在造车上一无所有,要实现核心技术世界领先,只能通过买买买。买不过来的技术,我们就要合作”,去年11月,在恒大新能源汽车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上,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给出了恒大造车的方法论。他表示,拥有世界先进技术的车企造车,从研发到量产一般都需要四年半到五年的时间,但恒大显然等不起,为了节省时间成本,恒大造车的第一步就是“买”。换言之,许家印为了加快恒大造车的进度,选择用“砸钱”的方式来换取时间。去年,恒大也公布了在新能源汽车的预算,3年投资450亿,同时研发15款车型(后调整为14款车型)。“相比其他造车新势力,恒大汽车唯一的优势就是有钱,做法也是简单粗暴的房地产模式,现在的团队完全就是东拼西凑出来的”,一位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从去年开始,恒大汽车的确开启了一系列收购行为,许家印还带队率领一众高管,走遍全球23个国家、47个城市、考察了58家汽车产业链企业,“买”来了当前的恒大汽车帝国。在整车领域,恒大先是以9.3亿美元收购了国能新能源股权,从而获得了瑞典新能源汽车公司NEVS的51%股权,随后又不断进行增资,将NEVS收为间接全资子公司。根据公开资料显示,NEVS为总部位于瑞典的新能源汽车公司。2012年收购萨博汽车技术和专利,2015年在国内成立子公司国能新能源,其在2017年初获得国家发改委发出的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不过,收购NEVS并没有满足许家印“买买买”的野心,恒大还出资1.5亿欧元收购了柯尼塞格母公司20%的股份,成为其大股东,随后再“砸下”1.5亿美元与其成立合资项目公司,其中刚收购来的全资子公司NEVS持股65%。除此之外,恒大还投资了众多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至关重要的电池领域,恒大耗资10.6亿元收购了电池厂商上海卡耐新能源59.07%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与此同时,恒大还投资5亿元收购了湖北泰特机电有限公司70%股权,以及全资收购了英国轮毂电机技术公司Protean,这两家公司主攻方向都是轮毂电机。根据相关报道,恒大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在汽车上下游产业链“砸下”3000亿元,而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砸钱”模式,恒大也已经打造了完整的造车产业链。恒大还在广东、上海、天津、辽宁等多地建立了整车生产基地,其中广东南沙和上海松江生产基地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竣工,2022年投产,两大基地首期规划产能均为20万辆。“我在8月考察过恒大广东南沙工厂,外围施工在紧张进行,厂区内也有很多建筑在施工,车间内也有不少杜尔公司(机械设备工程公司)提供的设备,总体看恒大广州工厂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邱锴俊向Tech星球(ID:tech618)表示。如今,恒大汽车的豪华“梦之队”,不仅与Magna(麦格纳)、FEV集团、EDAG(爱达克)等五大全球汽车工程技术领域龙头企业达成合作,还聚集了Anders Warming、Michael Robinson、丸山公顾等15位全球顶尖造型设计大师。“恒大虽然通过收购、合作等方式,聚集了大批资源。先不论这些资源是否都是优质的,就算全部都是优质资源,也需要进行整合为己所用,而且汽车设计开发等流程规划体系,也很难通过资本手段直接跨越过去。”邱锴俊表示。豪华“梦之队”能造产品,但不一定是商品“站在汽车设计者角度,车辆的模型设计只要有钱都能做,按照一款车大概3000到5000万的委托研发费用,恒大最多花费3亿就能设计出6款车”,一位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今年8月3日,恒大汽车直接发布了6款恒驰品牌纯电动车型,覆盖轿车、SUV、MPV、跨界车等全系列车型,这6款车的设计由Anders Warming、Michael Robinson、丸山公顾三位顶尖设计师承担。“现在造型对新能源汽车销售影响很大,恒大注重车辆造型也没错,但从品牌角度考虑,应该注重设计风格的一致性,而不是把15位风格迥异的大师聚到一起,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背书。”邱锴俊说。邱锴俊同时表示,当前造车产业已经有成熟的供应链,恒大在一路“买买买”后,完全能够造出新能源汽车。当前,恒大也的确在加快造车的进度。8月中旬,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三花汽零,确定为恒大新能源汽车恒驰系列车型多个热管理阀类、泵类产品的独家供应商,8年生命周期内,预计销售额累计约25亿元人民币。“我们也从恒大其他供应商了解到,其正在配合恒大车型开发节奏,准备明年量产”,邱锴俊表示。上述供应商还向邱锴俊表示,现在只要符合进度要求,恒大付款很痛快,而且许家印很在意项目进度,经常直接过问或参与决策。8月7日,许家印还去视察了恒大汽车生产基地,“现在我又回到28年前,在舞钢当车间主任的感觉。我们要实现三到五年内,把恒大汽车打造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他在现场表示。“恒大能造出车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把车变成商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位汽车行业资深人士表示。他进一步表示,恒大虽然投资了大量造车产业链上下游公司,但有些公司本身质地并没有那么好,而且造车是个长周期事情,恒大如此着急造车的行为,在短期内并不能真正累积核心技术。以恒大投资入股的动力电池企业卡耐新能源为例,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企业装机量数据显示,当年卡耐出货量631.42MWh,在整个市场占比1.02%,其在技术和研发实力上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公司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中国动力锂离子电池企业装机量数据,图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显然,通过投资收购,只能说恒大拥有了这些技术,但这些技术是否领先,以及是否能够起到实际作用,仍然是个未知数。“恒大为了加快造车速度,并没有很好地做市场分析、定义产品,以及洞察消费者需求。在前期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车辆量产上市后是否能够引起消费者购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邱锴俊说。他预测,恒大很有可能不断降价卖车,甚至低于成本价卖,这是恒大把车卖出去的最大可能性手段。从当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来看,无论恒大汽车是否受到市场认可,其面临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投产后,其价格一再下探,同时蔚来、理想、小鹏、威马等国内造车新势力也逐步受到消费者认可。根据今年8月数据显示,当月特斯拉Model 3在国内销量为11811辆;蔚来交付3965台;理想ONE实现销量2711辆;威马汽车销量为2057;小鹏汽车8月上限量则为2703辆。尽管,恒大汽车已经大幅缩短量产时间,但恒驰第一款车“恒驰1”也要在明年上半年亮相,并计划在下半年陆续实现量产。这意味着,恒大汽车距离正式量产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在此期间国内其他新能源车企势必将进一步抢占市场空间,留给恒驰汽车的机会也将大幅缩减。恒大造车,或不靠卖车赚钱“‘房地产造车’模式与汽车产业发展规律多有碰撞之处,若不彻底改变行为方式、造车理念,则很难成功。”今年5月,恒大动力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吕超在朋友圈表示,同时宣布已向恒大提出辞职。针对“房地产造车”模式,吕超曾向汽车之家表示,恒大以造车相关项目投资换取当地政府的住宅用地资源,“是真拿地,假造车”。这与其造车理念出现分歧,因此离职。自从宣布造车后,恒大的确通过汽车板块业务拿到了不少土地资源。据邱锴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8月底,恒大汽车拿到了736万平方米土地,其中约有338万平方米属于住宅或商业用地,占到总拿地面积的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在恒大汽车业务板块旗下,至少有37家可以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子公司。去年8月份,恒大就通过南沙造车基地项目,以底价57.3亿元拿下广州南沙两块地,楼面地价均不到1万元/平方米。时隔一年后,恒大阳光半岛拔地而起,目前一期已经开盘,楼盘标价2.3万,算上恒大近期推广的7.5折卖房政策,一平米则为1.7万,在不计算其他成本情况下,恒大阳光半岛每平米可赚7000元左右。恒大也没有避讳拿地的事实,在恒大2019年投资者业绩会上,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表示,恒大造车会建模型和政府讲支持条件。比如拿地,会和政府谈要汽车建设配套的生活用地,让土地项目产生的销售收入和盈利覆盖掉造车亏损。“拿到大规模的土地配套支持来覆盖汽车亏损,是恒大在汽车产业的盈利模型也是核心竞争力”,夏海钧说。与此同时,他还表示恒大还可能推行买楼送车,将车的费用计入房价。很显然,恒大已经为新能源汽车的销路提前做了铺垫,但消费者能否接受这样的销售模式,依旧存在各种未知数。“在恒大整个商业体系中,造车业务可能不需要产生盈利,只需要做到一定规模和产量就可以,盈利部分可以交给其他业务”,邱锴俊说。对恒大来说,的确可以通过汽车业务,开展多方面业务。去年,恒大集团就与国家电网合资成立国网恒大智慧能源服务公司,双方各持股50%,今后将聚焦在社区智能充电桩建设运营、智能充电桩销售等业务。与此同时,一位汽车行业分析师向Tech星球(ID:tech618)表示,恒大还可以推出共享汽车项目,在其开发的小区内,恒大完全可以提供自有车辆,并设置固定车位,“这不仅可以为其汽车业务提供使用场景,还能抢先布局共享出行领域”。从当下来看,恒大汽车已经衍生出众多业务,而在此情况下,恒大造车或许不靠卖车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反诈总动员:犯罪手法300种,“总有一款套路适合你”

反诈总动员:犯罪手法300种,“总有一款套路适合你”
反诈总动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发于2021.8.16总第1008期《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行业的发展,以及外界的各种打压,以往的慢聊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必须以快制快、以专制专,发展精聊,才能迅速致富。”这篇题为《精聊入门》的诈骗话术“手册”,由一个裸聊“教练”编写,落款时间是今年6月。这位教练四易其稿的总结,提炼了最近一年多来的“成功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启发,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收益。”

  哪些人构成裸聊的目标客户?“首先看长相,太帅的,生活层次高的,留着胡子、很有男人味的,每天健身房的,炫富晒车晒钞票的,长得吊儿郎当的,基本就可以排除了。这些人要么是搞杀猪盘的同行,要么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比较难缠。其次看年龄,一般24 岁到 36 岁之间,情况特殊的可以适当往上提点,往下降就没必要。”教练解释称,“现在年轻人不欠款就不错了,不指望他身上有多少现钱,只求撸网贷没问题。”

  从寻找诈骗对象、筛选、沟通、诱导到实施诈骗或敲诈,这篇长达11页的话术给出了细致的指导意见。微信公号“终结诈骗”披露了话术的具体内容并点评道:“脱衣裸聊,这个貌似色情、实为诈骗,但却归为敲诈勒索类的特殊犯罪,目前发案量仍处在高位。”

  事实上,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已超48类300种,发案量居高不下的远不止是裸聊。2020年全国共破获电诈案件32.2万起、抓获36.1万人。打击的同时,2020年公安部门还劝阻了870万名群众免于被骗,累计挽回损失1876亿元。

  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提到,网络诈骗增长迅猛,贷款、刷单、杀猪盘、冒充客服四类高发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占70%以上。新的诈骗手法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现应运而生,并且不断演变升级,令公众防不胜防。反诈如何有效?这是社会全体成员面临的共同难题。

  精准诈骗和“被害内卷”

  一位女企业家被人添加微信,几天之后就与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自称是个大老板,在一个虚拟货币平台投资,让她跟进投资了180万元。其间,反诈专线96110提醒她有受骗风险,她问男友:“亲爱的,你怎么可能有问题?”“我也会接到这种电话,是善意的提醒,没关系的。”男友说。大概第10天后,平台账户被锁,她报警说,自己和男友都被骗了。向警察出示的聊天记录里,她对男友说:“平台怎么就欺负我们俩呢?”到这一步,她仍不相信自己落入了杀猪盘的骗局。

  这是一位办案警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的诈骗情节。诈骗分子是如何获知女企业家的联系方式的?他解释,诈骗分子通过工商资料查询软件,可以获取全国所有企业的电话,其中不少小企业登记的是老板的手机号。获取这些手机号后,几种骗术往往轮番上演。“如果有贷款需求,适用放贷骗局;假如号码是会计的,冒充老板要求转账;伪装成地方领导,加小老板微信,之后再有针对性地骗钱;如果手机号对应微信头像是个女的,可以用杀猪盘。”

  “无论何种身份,总有一款套路适合你。”这名警官感慨道。

  诈骗之术古已有之。明万历年间张应俞编写的《新刻江湖杜骗术》,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专业反诈书籍。全书总结了24类骗术,有些今天仍在发生,比如类似于冒充公检法套路的“冒官行骗”。如今传统诈骗搭上电信网络的技术手段,犯罪手法裂变至300余种。

  公开资料显示,电诈犯罪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最初流行的套路是告知中奖并要求交税。2000年前后,东南沿海省份有人从台湾学会此类骗术,逐渐自立门户。等到2008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专班一队队长胡巧悦开始接触电诈案件时,电信诈骗已扩散到大陆各省市,全国各地陆续进入电诈案件高发期。2009年4月,两岸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高压打击之下,电诈团伙的主要据点陆续往境外转移。

  伴随诈骗窝点的转移,30年来新的诈骗手法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现应运而生,并且不断演变升级:2002年前后流行 “脑溢血”“车祸”骗术,2010年前随处可见“重金求子”的街头广告,2010年起冒充公检法行骗屡见不鲜,2012年后购物退款、刷单等网络诈骗频发,2015年起,在大数据加持下,进行个性化定制的精准诈骗开始大行其道。

  根据公安部的粗略统计,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59万余起,诈骗金额高达222亿元。一众诈骗类型中,投资理财类的案件占比和案值最高。一位不愿具名的区级公安人员透露,当地今年以来仅仅因为投资诈骗这一类型,每月被骗数额过亿元,平均每个市民每月被骗20元。

  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无论传统诈骗还是电信网络诈骗,经验丰富的作案人通常能说会道,并且懂得随机应变。据他了解,诈骗团伙通常有培训教材,教的主要是角色扮演和诈骗套路。“什么时候需要转换角色,在什么情境应该说什么话,都是精心设计的,谈吐很自然,打字速度很快,骗局很难被识破。”与之相对,受害者接触到电诈的心态,往往是“信而有疑,疑而又信”,这导致被骗概率极高。

  《精聊入门》详细讲解了如何把握节奏和操控受害者的心理。“如果有人问你在哪直播,委婉一点,明明想让他看,又稍微推一下,又不到推死地步。”到了裸聊环节,如何成功让受害者脱掉衣服,《精聊入门》分情况进行了讨论:对于心急的客户直接视频;对于慢热型的客户,循序渐进,慢慢“聊骚”;假如客户很害羞,《精聊入门》给出的方案是先聊别的话题,寻找时机视频,“把自己的视频调到不露但又有点诱惑的位置”。

  因为裸聊敲诈的猖獗,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专门成立了裸聊敲诈打击专班,作为其反诈体系的十大板块之一。上海市反诈中心劝阻大队民警杨牒舒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伴随网络诈骗的常态化,骗子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多,手法越来越成熟,会设计更多的花样来行骗。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洁在研究中,将当前电诈趋势总结为“被害内卷”的现象——依靠心理学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精准信息诈骗,不仅能找到合适的犯罪对象,还能对犯罪对象的心理特征及财产信息进行研判,使得被害人被害程度不断加深。

  紧密合作的产业链条

  在中国的电诈史上,山东徐玉玉案是一场难以忽略的悲剧。2016年8月19日,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贫困生徐玉玉的9000元学费。事发时考上大学不久的她向教育部门申请了助学金,诈骗电话通知她去领取,并一步步引导她到银行转账汇款。被骗后,徐玉玉悲伤过度以至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在这起悲剧中,根据央视报道,诈骗分子在网上看到以助学金为名对学生进行诈骗的剧本,想要效仿,于是先后在网上购买了非实名的电话卡和银行卡作为作案工具,以及数万条山东籍高考考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学生姓名、学校、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诈骗者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称为“料”,拿料是其实现精准诈骗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会有专业黑客去渗透网站,也会有一些平台员工内外勾结,出卖数据给诈骗团伙。徐玉玉的考生信息,正是黑客攻破教育部门网站所得。

  数据加持下,诈骗团伙可以量身定制,进行精准诈骗。胡巧悦举例,杀猪盘的受害者通常是经济能力较强的年轻单身女性,刷单诈骗面向的多是闲暇时间多的在校大学生或家庭主妇。在徐玉玉案中,犯罪分子知道徐玉玉申请了助学金,并能准确说出她的名字、就读和被录取的学校,于是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她的信任。

  拿料只是第一步,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形成一条上中下游紧密分工、密切关联的产业链条。有报道称,网络诈骗地下产业链存在开发制作、批发零售、诈骗实施和分赃销赃四个主要环节,链条上协同作案的工种达15个之多。比如,开发制作环节的钓鱼编辑、木马开发、盗库黑客属于技术支持工种,专门负责提供诈骗工具和各类信息。批发零售环节的工种最多,有钓鱼零售商、域名贩子、个人信息批发商,以及银行卡贩子、电话卡贩子、身份证贩子,这些人通过倒买倒卖各种犯罪工具获利。

  诈骗实施环节的电话诈骗经理、短信群发代理、在线推广技师等,则是直接与受害者接触的诈骗分子。接受采访时,胡巧悦特别提到“引流”团队:从短视频到各类聊天交友App,发达的社交网络建构起成熟的引流环境,专门有人注册账号、保持活跃度,进而卖给诈骗者用于引流作案。

  当受害人的钱到了指定账户,就进入分赃销赃的环节。财务会计师、ATM小马仔、分赃中间人会将骗到的钱迅速转移、提现。这方面有专门的洗钱团队,把赃款一级级拆分至不会引起银行风控注意的额度,再通知车手将钱取出来存到“安全卡”。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许多团伙如今利用虚拟币洗钱,给警方追赃带来巨大挑战。

  “过去是团伙式、家族式作案,整套活自己干,现在是发包式的,几乎每个环节都有独立的团队在做。这导致骗了100块,分到诈骗者手上的通常只有三成。”胡巧悦提到,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明显的链条化特征,而核心的诈骗团伙则实行公司化运作。

  公司化运作的趋势始于2008年,伴随着4G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些零散的非专业的诈骗分子开始组团,向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浙江金华今年破获的一起特大杀猪盘案中,犯罪团伙实行公司化运营,内部设有直营团队、代理团队、讲师团队、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和洗钱团队,结构严密,分工明确,定期更换诈骗平台,轮换窝点人员,逃避侦查打击。“业务员是四五千的基本工资,加上个人行骗所得的7%的提成。组长按整个组收益的3%提成。讲师讲一期提成5%,比如开3个盘口骗得6000万,每个讲师能分100万。”参与侦办该案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上海警方破获的“大麟直播”诈骗案,同样呈现鲜明的公司化特征。胡巧悦提到,相关诈骗团伙有管理层,有专门的人事、财务,有技术、法律、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团队,还招募大量的代理。该诈骗团伙总公司在洛阳,平台搭建方在武汉,29个代理公司或地方分支则分散在全国10省16市。今年5月,警方对“大麟直播”诈骗团伙实施抓捕。他们发现,为求“财源广进”,诈骗窝点摆风水阵、拜关公,养了金龙鱼。更讽刺的是,“老板”办公室挂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条幅。

  一些诈骗公司,甚至也在努力营造“企业文化”。前述《精聊入门》,营造出浓厚的业务交流氛围。该手册在文末写道:“我的聊天方式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公司还有别的同事的聊天方法,同样适用于大家日常作业使用,大家有时间可以多跟他们交流。”

  有些团伙利用宣传口号激励员工加倍骗钱。“20岁的贪玩,造就了30岁的无奈。30岁的无奈,造就了40岁的无为。40岁的无为,造就了50岁的失败。”2019 年,贵州凯里某大型商场写字楼内的一个电诈窝点被端,诈骗集团在墙上贴满标语:“对号入座,年轻人。请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

  层出不穷、破案率低

  面对形成产业链之势的电诈,反电诈如何打怪升级,成为现实的挑战。6月17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举措成效: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4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4万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4万名,同比分别上升60.4%、80.6%和146.5%。

  发布会重点介绍了两个典型案件,其中一个是上海打掉的利用直播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和大麟直播的手法类似,都是通过在抖音、相亲网站等冒充年轻貌美的女性,把一些有情感需求的男性引流到直播平台上,进而帮助女性刷礼物。”胡巧悦说。

  上海作为常住人口超24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为应对严峻的电诈案件发案形势,在打击力量的配备上进行了多年探索。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九支队情报综合大队大队长马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公安局在2013年年底遴选了一批专业打击队伍12人,专门从事反诈工作;2016年3月,建立上海市反诈中心,银行、运营商以及多个警种共同入驻,搭建起反诈的合成作战平台;2016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刑侦总队下新设九支队,作为专门的电信网络诈骗侦查支队。“九支队分情报综合、破案打击、综合查控、接警处置四个大队,超越了传统刑侦的范畴,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几年电诈案发量的逐年攀升。”马涛提到,反诈中心的工作亦由九支队牵头,人数已从成立之初的数十人,扩展到如今的260人。

  区一级的体系构建紧随其后。2019年,浦东分局建立起三级反诈责任体系:分局成立反诈专业队,六家公安处成立反诈工作专班,派出所设置反诈专员。

  虽然加强了警力,但层出不穷的案件依然让浦东分局应接不暇。“去年正好是案件大量爆发的情况,这么多案子来了,应该怎么走?是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为了理清办案机制,浦东分局全局的工作都围绕反诈开展,并且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加班状态。据浦东分局负责人分析,传统的偷盗、抢劫等接触类案件,通过增加智能安防设施等手段,已经产生很好的治理效果,“一个抢劫犯到上海来,往往还没离开上海就被抓了”。与之相比,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受害者散布于全国各地乃至境外,一起案件侦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

  面对数量庞大的电诈案件,公安部门没法持续地增加编制和经费,而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重点是打击高发的、初露的,比如直播平台诈骗,刚露头我们就打。”胡巧悦说。他坦言,因为境外打击难,加上警力和时间有限,对一起案件的研判打击通常到境外层级便很难再有突破,转而做下一个案子。公安部提出“立足境内打回流”的打击思路,正是考虑到境外打击难题。

  打击电诈另一个挑战是有效证据链形成难度较高。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洁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认定事实的关键,一般在于建立犯罪嫌疑人、受害人、犯罪现场之间的联系,但在电诈犯罪案件中,受害人数众多,作案手段也基本相似,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双方未见面,无法陈述彼此的具体情况。胡巧悦则指出,“将虚拟身份对应到诈骗人员的真实身份很难,即便他们承认了实施诈骗,但是要有数据印证,没法靠纯口供。更不用说还有大量不交代的,如何才能认定虚拟身份指向他、他具体骗了哪些人?”

  为此在实施抓捕之前,办案人员首先需要分析研判,想方设法获取关键证据。胡巧悦提到,伴随打击的深入,今年浦东分局破获的4个直播诈骗团伙“一波比一波难打”。“跟我们对抗的不是草台班子,都是专业人员。他们互相之间有圈子,一旦打击有漏网之鱼,剩余的人就会更新话术、清除原先的犯罪数据。”

  种种挑战之下,公安部门对于电诈的打击始终滞后于犯罪。“看到很多被破的案件,做梦都希望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哪怕钱回不来,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安慰。”去年11月,李娟因刷单骗局负债20万元,多次催促无果后,她已经接受了现实。

  王洁在江西调研时,南昌公安局东湖分局的一位警察告诉她,2017年该局受理电诈案件为4634件,其中侦破案件为35件,破案率低于1%;新余市公安局则表示,电诈案件的侦破率“九牛一毛”。“尽管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在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然高发,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是一场持久战。”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说。

  电诈行业在培养诈骗2.0一代

  电诈犯罪缘何屡打不绝?相对“被害内卷”的现象——电诈的受害面不断拓展、受害程度不断加深,王洁试图提出“犯罪外卷”的概念来解释个中动因。

  “犯罪外卷”的表现之一是,几乎每一起电诈犯罪的背后都有强大的黑灰产业链的阴影,电诈犯罪仅仅是链条中的环节之一。黑灰产业链是指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产业,包括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手机卡、银行卡,提供信息发送、网络通信、网站搭建、App开发、洗钱套现服务等。王洁提到,黑灰产业链中,每个环节相互独立又物理隔离,参与人员不会有见面机会,各个犯罪小组与国外的诈骗头目保持单线联系。同时,从上游信息泄露、倒卖手机卡,到下游倒卖银行卡、“水房”洗钱等各个阶段还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中心化运行的特点,这种运作模式诈骗效率更高,危害范围更广。

  黑灰产业链的形成,与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漏洞不无关系。就像徐玉玉案所揭示的,大量公民信息被明码标价供诈骗者选购。而信息泄露的源头,是掌握公民个人信息资源的银行、民航、国土资源、电信运营商、医院等企事业单位,甚至可能包括公安系统。

  “两卡”的问题尤为突出。2015年,国家工信部发布25号令,要求全面实行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制度。然而政策实施至今,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三大运营商把部分通讯网络使用权承包给了虚拟运营商,这给诈骗团伙提供了匿名诈骗的便利。“诈骗分子利用电信漏洞与受害人联系进行诈骗。要在这个环节解决问题,需要设置关卡,阻碍犯罪,甚至让罪犯留下信息以便锁定罪犯。”有分析称,这需要付出电信行业成本上涨、更新速度大幅下降、入网手续变得繁琐等代价。

  在银行卡层面,银行的资金流动通道难以实施有效监测。据公安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有222亿元从受害者账户流向诈骗犯罪分子的账户。“要在这个环节解决问题也有两个办法,一是严格办卡程序,杜绝假账户;二是严格转账程序,拖延转账时机,同时简化冻结手续,提高公安机关权限。”前述分析提到,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所有的转账不能即时到账了,你自己的正常银行卡也可能被别人恶意冻结了。”

  “‘两卡’非法交易泛滥,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因素。”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李睿懿提到。有鉴于此,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会同检察院、法院、通讯、金融等部门联合开展“断卡”行动,试图从源头上全力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行动以来,共打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1.5万个,缴获涉诈电话卡373.3万张、银行卡56.6万张,惩戒“两卡”失信人员17.3万名,整治违规行业网点、机构1.8万家。

  今年3月,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抓获127名涉及“刷单”“提升借款额度”等诈骗信息发送服务的犯罪嫌疑人,捣毁一个专门为骗子提供银行卡支付结算服务的犯罪团伙。“打击灰黑产是无奈之举,并不是我们本意。只有这些灰黑产,是我们打得着、摸得准的。”一名受访警官说,各地公安部门都在尝试通过打击灰黑产来切断犯罪链条,然而这只能提高犯罪成本,却难以杜绝诈骗。“此消彼长,他们随时可以把缺失的链条拼接回来。”

  打击失效背后,有一些源头治理问题始终无法破题。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举例称,银行账户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人是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根源性问题;一些互联网企业的风控不到位,重经济利益轻社会责任,网络空间乱象丛生,微信、QQ等互联网通讯工具和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已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重要工具。

  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权认为,电信诈骗是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有一些部门、产业在放水,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的生存土壤越来越肥沃。很多虚假的诈骗网站,是有能力发现的。这么多App上架,肆意侵犯用户隐私,相关部门监管到位了吗?手机卡实名制虽然实行了多年,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洞……”李权认为传统犯罪得到遏制后,新型诈骗犯罪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新的支付方式得以蔓延。

  “犯罪外卷”的另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电诈犯罪圈。130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描述了这样一种犯罪行业: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少,经济报酬优厚。王洁认为,电信网络诈骗已然具备这些特征。“很多诈骗者犯罪后不仅没有受到刑法的惩戒,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从事他们拿手的电诈行当。”

  “电诈行业在培养诈骗2.0一代。”胡巧悦说,电诈从业者多是95后甚至00后,初中毕业或肄业的,原先可能在工厂打工,有犯罪前科或不良习惯,“这部分人纷纷弃盗从诈、弃毒从诈、弃赌从诈。”根据《2018网络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从事黑灰产业的人员已有40万之多,而该群体的年龄平均不到23岁。

  “从既有研究来看,作案人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女性越来越多加入这个行当。往往在国内招人,越过国境后开始训练。实际上有很多人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或者有就业机会但是收入不高。”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说。

  武伯欣观察发现,区别于杀人放火等传统犯罪,犯罪者事后的负罪感较为强烈,不少诈骗者即便被抓获,也没有很强的负罪感。“他们表现出自我合理化的犯罪心理,在高度分工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只是打打电话、在网络上聊聊天,别人愿意把钱给我,是别人的问题。”

  “他们会认为被公安机关抓捕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甚至泛化成是因为警察选择性执法。”王洁曾到一些“诈骗之乡”调研,发现在“诈骗亚文化”的熏陶下,诈骗被视为不合法但合理的行为。“频繁听到类似的表达:我儿子、媳妇才骗了4万多,要关4年;邻村的骗了2000多万,现在还在外面……”

  诈骗者的心态何至于此?武伯欣认为这与人口的快速流动有关,此外,社会上功利化的倾向、希望短频快致富的主流心态,同样影响了诈骗从业者对法律的敬畏和对社会规则的遵守。“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是乡村或者集镇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武伯欣提到,许多电诈成员是无业可就的人。很多是80后打工者的后代,因为早早辍学,同样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不甘于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反诈不难,但到处都在堵漏”

  有这样一个案例让武伯欣印象深刻:一个濮阳的电诈从业者被关押了一年半,刚出监狱便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团伙,从原来的马仔进阶成主犯。“这种滚雪球式的、分裂出越来越多组织的犯罪模式,不会随着打击的加强就得到遏制。”他认为,运动式打击犹如一阵风,风过之后,电诈容易恢复甚至变本加厉。

  短打之后,如何取得长效,已经超越了单部门执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难题。

  周杰2018年从警校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参加反诈工作,目前在总队九支队专门从事电诈的案件研判和人员打击工作。“警力分配上已经对电诈案件倾斜了很多,其实全国都在高位运作。”周杰说,早期面对电诈犯罪的刑侦理念是“以打开路”,然而诈骗团伙不只是在跟刑事打击部门对抗,比如电话卡、银行卡、涉诈App的买卖,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管辖范围。

  “反诈不难,难在公安一家单打独斗,到处都在堵漏。”李权认为,打击电诈“没有一招制敌的办法”,“公安主要是兜底,前端的统筹治理更重要。” 仅仅依靠公检法来打击电诈这种新型网络犯罪显得力不从心,以社会共治的方式来应对电诈犯罪于是成为业内共识。

  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了由公安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信部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此后,各地省级层面的联席会议制度陆续跟进。上海于2015年12月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并于次年3月成立上海市反诈中心,作为联席会议的合成作战平台。

  浙江金华的做法类似,不过成员单位扩充至43家,并且将全市11所高职院校列入特邀单位。其中,常态入驻金华反诈中心的有三大运营商和中农工建邮储五大行,其他的银行金融机构也建立了联络渠道,以期为及时预警、快速止付挽损提供有力支撑。

  人行金华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副科长陈竹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公安早上跟我们反馈有银行卡被倒卖,下午就发现变成涉案账户了。我们必须做到比犯罪分子还要快。”她介绍,目前人行金华市中心支行联合公安局、运营商创建了警银信息共享平台,试图通过大数据分析、数据交叉验证等,实现风险账户精准预警。为了倒逼银行从业人员重视反诈工作,人行还与公安联合发文,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了银行工作人员劝阻奖惩机制。“逐户倒查问题账户,发现银行履职不到位导致涉案账户发生的,相应银行将会面临从网点经办人,到网点负责人,再到上级行分管领导的三级问责。”

  反诈斗争是一场与诈骗黑灰产业的动态博弈,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反制技术也要不断创新。如何抢先一步知道哪些人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并精准找到潜在受害对象实施拦截,是公安机关亟待破解的难题。对此,上海市反诈中心构建了一套智能分析预警模型,借助它公安机关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潜在受害者,产出精准预警信息,然后按照被骗风险等级,以不同指令直接推送相关人员进行研判、劝阻和打击。

  走进上海市反诈中心的预警平台,大屏幕上的核查指令、分类预警信息、发案走势图和实际劝阻数据实时更新,营造出争分夺秒的战斗氛围。劝阻大队的民警杨牒舒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根据风险等级,通过发短信、打电话、上门等多种方式对潜在受骗者进行劝阻,其中每天上门劝阻数达1500户以上。上海公安机关在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既遂数“两年连降”、破案数“五年连升”的基础上,今年以来既遂案件数继续下降3%、破案数上升35.7%,直接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7.4亿元,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在上海的发案势头。

  以打开路还远远不够。据王洁分析,无论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行为,还是盗窃、侵占等财产犯罪行为,不管被害人是否配合,凭借暴力就可以径直实施;不同的是,电诈操作程序中只要被骗人能及时唤醒自身的预防机制,挂断电话、停止聊天或终止转账,就可以免于被骗。基于此,她认为治理电诈的根本措施是激发潜在受害者的被骗预防理念。

  公安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3月,公安部在厦门召开会议,号召从全社会层面进行“反诈总动员”。部分受访民警认为这是反诈征程中的一个关键点,“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集合所有力量进行反诈上”。“过去以公安以打击为主,接下来每个人都应该充当反诈的主角。”马涛提到。

  在浙江金华,43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反诈阵营。“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是,以前大家觉得电信网络诈骗是犯罪,对口的肯定是公安,不会想到其实我们妇联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金华市妇联权益部部长江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发现,35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单身女性,最容易受婚恋诈骗,也就是所谓的‘杀猪盘’。其次是宝妈,因为长期待在家里,与社会脱节,缺少防范意识。”

  江丽说,潜在受害者通常会非常抗拒宣传,需要采取较为柔性的方式,而女性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今年开始进行反诈宣传后,已有20多名受骗女性主动找到妇联寻求帮助。“我们听到这些案例瞠目结舌,原来有那么多人被骗。根据冰山理论,大多数人可能羞于启齿,浮出水面的受骗者只是少数。”江丽于是将工作重心投入到反诈中。

  即便是这种宣传和劝阻力度,依然不断有人被害。“劝不动,宣传劝阻比打击还要难!”金华警官王淑琴提到,之前有人遭遇冒充公检法的骗局,民警上门劝阻反被呵斥。“他说我不会被骗的,你们不要劝我了,真的被骗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没过几天就来报案被骗了100多万。”另一个案例中,民警上门劝阻时,明确告知当事人手机上装的是诈骗App,并且让当事人当面卸载了这个App。“当事人不知怎么的事后又联系上骗子,重新装了App进行投资理财,结果后来又被骗了100多万。”

  王淑琴感叹,“在面对诈骗分子的不断洗脑,我们还要给他们不断地反洗脑,这是一个持久战,也是一个攻坚战,因此也需要全民参与进来”。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于晓】

55岁台湾老伯“摩”行大陆:两岸血脉隔不断

55岁台湾老伯“摩”行大陆:两岸血脉隔不断
中新社南京3月26日电 (记者 申冉)26日,台胞陈文仁终于登上了南京中山陵,完成了自己的一大心愿。

  总是骑着帅气摩托的陈文仁,被两岸“摩友”们亲热地称为“大仁哥”。尽管在大陆创业已有五六年,但这是大仁哥第一次来到中山陵。“每次在大陆停留,都没有机会来南京中山陵拜祭,心中特别遗憾。”

  55岁的陈文仁是一位退休后来大陆二次创业的“老”台胞。“1992年我就曾经到过大陆,当时觉得大陆还在发展中。之后每一次来大陆,都能体会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日新月异,让我有了在这里再次创业的冲动。最终在2015年决定到大陆发展。”

  作为摩托车爱好者,陈文仁在台湾时就结识了一批大陆的“摩友”。多年来的“你来我往”,让他和大陆的“摩友”们建立了深厚友情。“湖南株洲的老沈、江苏江阴的老袁、吉林松原的杨大哥,他们都多次去过台湾骑行,也正是在台湾和我结下了缘分。听说我来大陆创业,他们都邀请我去游玩。因此,我决定通过这次‘摩行’,与大陆的‘摩友’相聚。”

  今年3月,陈文仁从云南昆明出发,决定用半年多的时间在大陆骑行25000公里,“打卡”每个途经的省会城市的地标。“这不仅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同时,我一路骑行一路拍摄的大陆美景,都通过网络传送给了在台湾的儿子。让他不但在视频里感受大陆的美,也能体会到两岸隔不断的血脉和情谊。”(完) 【编辑:卞立群】